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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惟求旧，

物惟求新。

—— 李 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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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居家生活中, 家具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既给人带来各种方便和舒适，又伴随主人的起居行止，构成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一个民族地区的建筑形制会因为公共文化的变迁而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家具以人的身体举止为尺度，因其紧密结合日常生活，更能展现出时人的情趣和审美。

Furniture undoubtedly holds significance in people's home life as it not only provides convenience and comfort, but also plays a role in shaping the owner's lifestyle and mood. Moreover, it reflects people's taste and aesthetics due to its integration with daily life. Changes in public culture can greatly affect the architectural form of a nation, but furniture, being closely linked to human behavior, remains a constant expression of personal style and aesthetics. IG followers.

古代文人追求室庐“宁古勿时”、“古雅可爱”

晚明江南地区文风鼎盛，科举功名数量为全国之最，但名落孙山仍然是大多数文人的命运，不少文人从政治失意转向追求内心宁静，一股觉醒的人性解放之风，给当时的文人生活注入了新的生机。

明学者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记载：“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在这种雅俗同流的文化背景下，明式家具作为一种载体，进入了文人的生活世界，他们借家具的榫卯木纹来寄托内心所思与人生情怀。

 

仕途不顺的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谈到家居环境：“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予往往自制窗栏之格，口授工匠使为之，以为极新极异矣。”他认为家具制作“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斫。凡事物之理，简斯可继，繁则难久，顺其性者必坚....”可见，李渔和当时其他文人一样，对家具居室的要求，来源于其生活习性和审美品味。

 

明式家具不追求流光溢彩，不尚奢靡，以朴素高雅为要。涵养所至，便可于极简中见繁复；审美所至，便可于朴素中见精致。比例协调、虚实结合、阴阳相生，都是文人在明式家具中的艺术表达，而更高一层次的，便是明人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解与参悟。

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写道：“云林清秘，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人神骨俱冷。故韵士所居，入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气。”这种大隐于市的追求和对诗意生活的向往，成为晚明文人的一种生命态度，它突出了当时人志于道、游于艺的崇高感和自由度。

文人参与明式家具的设计制作，不仅有其审美方面的独特理念，而且就用材、尺寸、形制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以满足其茶余饭后的消遣和诗、书、琴、画等实际的需要，家具成为文人生活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人才子们寄情艺术，把人生艺术化，以适情出入于雅俗，创造出了文人式的典雅。他们既能以诗书立世，又能游戏人生，从而在艺术化的生命里找到了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绝好平衡点。

 

晚明的物质风尚，如穿越时空的华光，溯流而上，是一个时代的精致，是文士追求清雅的素静之美；顺流而下，是文人精神的延续，是华夏追求内敛的万物诗情。明式家具，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诗情，成为明人时代精神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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